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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家”仇保興

　　卸任住建部副部長前最后一次演講，批地方“形象工程”造成大量“空城”

　　紀睿坤

　　離開住建部副部長崗位時，仇保興已經年滿61歲，到了副部級官員退休的年齡，2001從杭州市長任上赴京就職建設部(住建部)時，仇保興48歲。

　　6月5日，人社部網站發布消息，國務院免去仇保興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職務。這也是繼姜偉新卸任住建部黨組書記、陳政高履新后，住建部又一次的人事變動。

　　與謹言低調的住建部長姜偉新相比，仇保興更為善言高調。

　　2014年全國“兩會”現場，姜偉新面對媒體追問房地產調控、住房信息聯網、小產權房等諸多問題惜字如金。同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仇保興卻就房地產調控思路、未來走勢、共有產權等問題進行了詳細介紹和解讀。

　　根據住建部的職能安排，仇保興主要的分管業務是城市規劃，因此，相比地產調控和后期樓市走勢，這位有著豐富城市規劃背景的前任住建部副部長更愿意談的話題是城鎮化和城市規劃。

　　近年來，仇保興多次就城鎮化和規劃問題發表公開演講，這位深知規劃重要性的副部長稱，我的演講對象主要是城市的決策者，城市建設的結果是剛性的，一旦定型，難以扭轉，無法改正恢復。如果不把城市建設的機遇性、挑戰性、雙重性，向城市的決策者們講清楚，那就容易產生盲目性，而盲目規劃和建設會造成巨大的損失。

　　卸任前最后一次演講

　　仇保興被宣布卸任住建部副部長之前的一周，5月28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305會議廳見到了仇保興。

　　當天是“2014年京交會·中國城鎮化大會”，仇保興受中國產業集群專業委員邀請來參加當日活動。

　　這或許是仇保興以住建部副部長身份，最后一次的公開演講。

　　坐在最前排，仔細地聽著包括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之內的多位嘉賓的演講，仇保興時不時會在紙上做下記錄，做筆記也是仇保興長期以來保持的習慣。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曾在多個場合見到他，均發現帶著紙筆作記錄。

　　似乎并沒有受到即將卸任的影響，在長達1個半小時的演講和提問時間里，這位“學者型官員”與嘉賓頻頻互動，開放態度與往日并無二致。

　　針對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支招北京的規劃，提出對北京進行功能區切割的建議。仇保興在演講中并不掩蓋自己的遺憾，“建議很好，早在上世紀80年代，梁思成就提出模制化規劃北京的遺憾，但沒有形成，如今的北京想切成500、300萬的城市，切不掉了。”

　　以此為例，仇保興說，前期規劃沒有科學的思路，教訓深刻。

　　在當天的演講中，談及當前我國城鎮化建設面臨的種種問題，這位有著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背景的副部長，并不掩飾自己的遺憾和無奈。

　　“其他國家的空城諸如英國是基于產業轉移導致的，但是我國的空城卻是世界少有的由干部領導為形象工程和政績，推動的造城運動。”仇保興說。

　　“小產權房，在法治國家很難想象，無規劃保證，也無質量及產權的保障。”仇保興認為，在農村里面建設城市社區是一種錯誤思路，我國的老齡化比任何國家都要快，按照當前的人口結構，在未來10年，很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返鄉潮，城市和鄉村的居民能有一個一個彈性的流動機制，也是一個健康的城鎮化機制的體現。

　　“現在很多領導有一個明顯的誤區，認為城鎮化率還不夠高，有的省已到60%的城鎮化率，還要追求90%甚至更高，盲目擴大城市建設，不注意保護文化遺產、保護人居環境，把農村變成城市。”仇保興表示，農村和城市是互補性發展，如果農村消失了，城市人口只有流入沒有流出，沒有穩定的城鄉流動機制，不是健康的發展模式。

　　30年“城市管家”

　　對城鎮化發展中種種弊端的洞察，也是基于仇保興近30年來“城市管家”的實踐和研究結果。

　　在擔任住建部副部長之前，仇保興先后在市場經濟起步較早的浙江樂清和金華市擔任過黨政主要領導，1999年-2001年在杭州市擔任過市長。

　　上述對于城市規劃的重視亦在其早期地方施政時就有體現。仇保興擔任杭州市長的三年，最被人津津樂道的就是“鐵腕拆違”。1999年6月，杭州召開拆違工作動員大會。仇保興提出拆違工作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當時的口號是向違章建筑宣戰。

　　據公開報道，到1999年12月，杭州共拆除違建和過期臨建73.93萬平方米，占全市應拆除違建的53.8%。其中風景區拆除率為26.9%。到2001年，有598名干部的違法建筑被處理和公示。而桃源嶺、浙江汽配城等當時的著名釘子戶也被拆除。

　　除了將近20年從一線工作積累起來的豐富的城市管理經驗，仇保興的學術素養也非常豐厚。

　　自杭州大學本科畢業后，仇保興先后參加了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研究生、復旦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班學習，并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進行了海外學習，并曾赴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

　　這一層履歷讓仇保興打上了“學者型官員”的標簽，在仇保興住建部的辦公室里，擺了很多書，僅會客的茶幾上就堆了兩尺多高，這些書籍多與城市建設相關。

　　實際上，仇保興自己也有多部涉及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城鎮化戰略研究、產權制度改革等范疇的學術著作出版。

　　正是基于城市管理實踐和規劃研究的雙重經歷，仇保興深知中國城鎮規劃之弊。“我擔任過市長，后來又在部里當副部長。”仇保興在上述京交會論壇上表示，地方的市長書記想的是怎么把土地財政用好，中央想的是怎么管好土地財政，這就像是貓和老鼠的關系。

　　當前的機制下，城市的決策者對于規劃具有絕對的權威，但城市建設一旦定型，難以改正恢復。也因此，仇保興在擔任住建部副部長期間曾在多個場合闡述一個觀點：健康的城鎮化要保住關鍵的5大底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市和農村互補協調發展、緊湊式的城鎮空間密度、防止出現空城、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

　　另一方面，這位主管規劃的前副部長亦曾借鑒國外經驗，于2005年建立城鄉規劃督察制度，其核心就是通過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派出城鄉規劃督察員，依據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相關政策及規劃，監督地方規劃的實施情況。

　　截至目前，103個由國務院審批城市總體規劃的城市已經派駐了116名城鄉規劃督察員，形成部、省、市屬地管理、分級分類的工作體系。亦是住建部落實新型城鎮化，強化規劃監管的重要措施。